即使剔除涉及“五一”假期的内容，也不会降低全国假日办建议的总体价值，因为它道出了人们的一部分心声。今年“黄金周”病态加重的迹象，实已明示优化假期制度早该提上议事日程。而从普通民众到全国假日办基于此的反思，或许意味着对假期出游质量的觉醒，因而可能成为假期生活面向质量的一个转折点。但这一转折点的实现，又有赖于观念、习惯和制度的有觉悟变迁。

仅仅延长“五一”假期行不行？是否还需要增加新的假期？这都需要研究论证，较大规模的调整则可能还涉及法律的修改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假期多、假期长，至少在理论上，出游需求会由集中爆发逐渐过渡到平缓释放。“宅”在家里，自然不失为度假之一种。不过，更多的人还是选择外出旅游，但问题也便由此出现。像卫玠这样的美男子走在大街上，若万人空巷地去看，也势必造成拥堵或踩踏，更不必说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，在短短几天内发生大规模、大面积的人员流动。而事实也印证，“黄金周”病症的反复发作并呈加重趋势，要因正是休假制度的不完善或失效。

但也许只有观念与习惯的改变，才能有效推动制度的改进与落实。我们向来把吃、住、行看作民生，而不把休假作为民生置于同等地位，休假的质量更未引起应有重视。一个人的生活质量，与他有没有休息时间、能不能自由支配休息时间有莫大关系。但时至今日，有不少单位还是对职工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大力表彰，一些地方还是只把GDP、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作为衡量政绩和发展的主要尺度。人活着要工作，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工作，正如人活着要吃饭，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一样。“黄金周”的说法及制度沿用至今，或可说明十几年来，假期着眼的仍不过是“黄金”而非民众的出游质量，并由此遮蔽了“周”之背后(源自时间的集中必然引发人群的集中)的难堪现实。

假期出游不应只促进经济景气，或者说对经济的贡献，只应是提升幸福指数之时的副产品，而“赶集式”旅游则可能推高烦恼指数甚至痛苦指数。不过，假期出游成为“一锅粥”，固然与现有假期制度供给有关，与民众自身观念也不无关系。有的人是无可奈何，不能或不敢带薪休假，有的则是主动放弃这一权利，于是大家都赶在法定节假日扎堆出行。又比如，“自驾游”是如今的时髦，即使山高水长、千里迢迢，很多人也是非自驾游不可的。如果人不分男女老少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大家都开着私家车到杭州去看西湖，那么，即使把西湖填平了用作停车场，恐怕也还是“停车难”。

世上有没有“完美”的假日制度设计呢？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但再完美的假日制度，也只能面对13亿多人口这一无法逆转的巨大现实。尽管如此，一个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，她的民众不能说没有理由去表达提高假期出行质量的追求与诉求。(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)